1.彼得·德·波诺的“六顶思考帽”
2.别让生命太不堪一击
3.因为上帝不忍心
4.没有人天生幸运
5.放弃人生的电梯
6.只要永不放弃，终将会成功！

在3月下旬“六顶思考帽”思维训练体系的原始之一——彼得·德·波诺授课。刚开始听课时是一头露水，而后是兴奋和激动，再后是冷静和思考。经过这一系列的思维变化，无论你接受与否，正在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国外在现代人“头脑体操”方面的实践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六顶颜色不同的思考帽

　　“六顶思考帽”是彼得·德·波诺和他的哥哥爱德华·德·波诺的根据横向思维理论研究出的一种思维方法和训练模式，已经在世界上许多跨国企业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彼得认为，当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并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时，讨论是最无效的。只有将思考的不同分开，取代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的做法，集中分析信息（白帽）、利益（黄帽）、情感（红帽）、风险（黑帽）、创新（绿帽）、控制（蓝帽），才能使人们能够依次对问题的不同侧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考虑。“六顶思考帽”的特点是：改传统的对立思维为平行思维；由过去考虑问题的杂乱性转变为从一个角度有系统地思考；有助于大脑思维框架的多角度；思考问题由过去的以自我为中心转变到提高绩效上来；改造一种尊重别人的氛围；有助于对思维本身的逻辑进行重新思考；讨论时象做游戏一样轻松。

　　“六顶思考帽”分别是白帽、红帽、黄帽、黑帽、绿帽、和蓝帽，那么，这六种颜色各异的帽子究竟如何引导我们的正确思维呢？

　　当人们戴上白帽子时：只需以事实、数字等信息或资料为焦点，象征中立、客观。要求信息的相关性和事实的真实性，也可以是合乎逻辑的猜测。

　　使用时注意：信息有争议时不要争论，写下来，通过六顶帽子的思考得到正确答案。关键在于你明白需要什么信息，缺少什么信息以及如何得到缺少的信息。

　　当人们戴上红帽子时：只需要尽情阐述各自的感觉、情绪，而用不着解释理由。主要是个人的感觉、直觉（有时直觉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

　　使用时注意：直述情感，这种情感是现在的，短时间内考虑的，它是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人们戴上黑帽子时：就得冷静、反思或谨慎，以探索“真不真实”、“适不适合”、“合不合法”等逻辑为探究集点。显示的是小心，弱点和风险。

　　使用时注意：主要探究缺点、潜在的问题、逻辑上的错误、无效的方法。它是被人用得最多的一顶帽子，这很自然，当人们碰到与以往的习惯相违背、不一样的东西时，自然会生成一种抵触情绪。但不能过分使用，否则会停止创造。当人们对风险过于敏感，但对事物所含有的价值不够敏感时，就是创造的一种浪费。

　　当人们戴上黄帽子时：就要考虑事物积极、有价值的一面。关键词是好处和益处。

　　使用时注意：明白乐观的原因、可行性、价值所在、竞争优势、潜力。有时黄帽和黑帽相配合思考问题更有说服力。

　　当人们戴上绿帽子时：就要创新、改变，以寻求变通之道，以创新突破为焦点。

　　使用时注意：关键在于创造性观点、激发创造力、备选方案，对方案做小的修改，解决问题，考虑行为的可能性。

　　当人们戴上蓝帽子时：象征整体观及控制，以监控及指挥其他五顶帽子的应用为焦点。这是一顶上往下看的、组织者的帽子。它是一种变换认知，一种有效主持会议不可或缺的技能。主要是对思维的再思维，对思维的再认识。

　　使用时注意：设立章程、纪律，把握流程，关键在于方案的集中点、处理应急问题的备选方案、记录总结。

　　当你遇到事情需要解决时，不妨使用这种形象而新鲜的“帽子戏法”获得思维源泉，从而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彼得·德·波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戴上白帽子）当冰太薄，无法滑冰时，（戴上绿帽子）可以设立牌子警示人们。（戴上红帽子）可直觉告诉我们，警示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戴上蓝帽子）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是不让人们去这个地方滑冰。

　　“戴帽摘帽”玩法

　　“六顶思考帽”培训课程被安排在两天进行，十几个尝新鲜儿的受训者多是外企的人事总监或培训总监，他们被分为3组，每6个人为一组。讨论的议题都是大家集思广益思考出来的，然后自产自销，分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大家共同分享。

　　彼得每提出一项议题后，都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各组运用“六顶思考帽”的思维方法分别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每个小组推举一名主持人，以控制议题沿着正确的思考轨迹顺利进行并最终得出结果。

　　彼得给题：“在街道上行使的车辆，限速从50迈提高到60迈”的可能性。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第一组的主持人——一位精干的女学员站起来汇报他们组的讨论过程：

　　戴上黑帽子，我们发现限速度提高10迈后，从安全上考虑，对司机以及行人的生命安全会产生不利因素，造成交通事故的增多，行人会面临更多危险，从社会上考虑，在驾驶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比如：开得快的司机有可能会与开得慢的司机发生更多的争执；另外，提速也会使街边的广告失去原来的效果；从健康上考虑，会对司机及家人产生较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从环境上考虑，汽车尾气的排放以及噪声污染会加大等等，所以在行人较多的街道上提高汽车限速是有风险的。

　　戴上绿帽子，我们考虑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上面的问题，如增加人行横道，制定更为严格的交通法规，提高司机的驾驶技术，多设路标、路牌等解决司机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规定排气量不合格的车辆禁止上路，增加绿化面积等方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

　　因为有了较好的解决办法，第一组最后认为，限速提高10迈是可行的。

　　第二组和第三组在第一组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的内容。如：戴上绿帽子考虑，可增加交通指示和监控系统的投入，增加公交车的数量，控制车辆增多等等。

　　彼得提出问题以后，一副坐山观景的样子，笑眯眯地看看他的学员开始讨论。间或站起来，走道小组中间，聆听学员们的发言。尽管听不懂中文，巡视时总是微笑着显得很满意。倾听发言时，又是一脸英国人的严肃表情。通过翻译的解说，还不时地点点头。当发言结素时，他首先表态“发言很好”，他很明白表扬是鼓励学员进步的最好方法，然后提示并进行总结。

　　戴上六顶思考了几项议题后，记者很想探究这位英国“思考者”的产品对中国人到底有多大帮助？

　　是美丽的帽子还是思维方式的创新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相比，中国人偏爱使用白帽、红帽、黄帽和黑帽思考，在运用绿帽和蓝帽思考问题时显得有些保守。彼得听后，用很大的“NO”否定了记者的看法，他说经过这次培训发现，中国人是最有创造性的，且很有潜力，有着很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十分强。只不过有一点比较欠缺，就是缺少自信。在讨论时，学员们经常引用外国的例子和经验，其实中国人很聪明，自己的经验就很多，能力也很强，会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彼得很喜欢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友善、有礼，只是有时有一些面子问题，这也是东方国家的普遍问题。

　　他避开挪威的一家石油公司在打洞开挖天然气时，发现钻头坏了，等待新钻头需要两周时间，后来公司用直升飞机运来了新钻头，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决了问题，节省1000万美元。总的感觉与我们经常运用的“换种方法思考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使用到“六顶思考帽”，比如，共同商议解决问题时，先列举利弊（黄帽、黑帽），这些利弊当然是依据大量的信息材料（白帽）得出的，参会人员有的直抒己见（红帽），有的探究解决办法（绿帽），主持人自始至终控制着议题的进行（蓝帽）。不同的是，我们往往局限在利弊的争论上，很难达到目的，有时即使最终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也失去了主动权。彼得的“六顶思考帽”却让我们转变了思考问题的角度，或者要求按照某一特定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他不让争论，只要求尽情阐述观点，你既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角度来考虑问题，也可以按照别人的思维角度评论，使人们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按照哪种思维方式进行思考。

　　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在综合各种想法进行思考和判断，只不过彼得将这种方法披上了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外衣，并理顺了其中的关系，然后把这种产品包装推销出来。从这一点上看，外国人的思维方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
　　目前市场上教授思维方法的培训机构不算少数，国外培训机构也陆续登陆中国，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培训产品的适应性、合理性以及价值呢？用一句直白的话说就是“拿来有用就是行”。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又有一个外国人向我们介绍“八顶思考帽”或者“十顶思考帽”，我们对于这些教授思考问题方法的培训又该如何思考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获得了答案。

　     生命的价值永远都不能简单的用世人所谓的得失成败来衡量，因为生命是否有意义，最关键的在于个体的自身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任何外在的标准都不能够妄加评判。

　　社会上的竞争从来就没有一天停止过，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演越烈。翻看近半年来的新闻，就可以发现，有多少青少年在残酷的竞争压力下呻吟、扭曲甚至夭折：

　　1月3日，香港理工大一大三女生因不堪功课压力跳楼自杀；

　　1月6日，香港一14岁女童因功课压力大堕楼而亡；

　　2月23日，香港一高二女生因不堪重度压力跳楼自杀；

　　5月26日，武昌一高三少女因顶不住升学压力，曾打开煤气试图自杀，在此之前，也曾试图服毒自杀；

　　很多调查显示，大部分青少年感到学习和工作的压力很大；

　　大学新生患有心理疾病的不在少数，只因为高中阶段学习压力太大……

　　短短半年时间，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因为不堪竞争的重负而轻易抛弃自己宝贵的生命，还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在竞争的高压下苟延残喘，我们不禁要问：人的生命真的如此不堪一击？难道人生的意义仅仅在于竞争中的胜利，人生的价值只能用成败得失来衡量，为了短暂的成败得失竟然值得舍弃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甚至宝贵的生命？是社会过于强调竞争的重要性，还是个体不知如何做出抉择，盲目参与竞争使然？

　　生命的价值永远都不能简单的用世人所谓的得失成败来衡量，因为生命是否有意义，最关键的在于个体的自身体验。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任何外在的标准都不能够妄加评判。任何成功都有成功的代价，任何失败也都有失败的补偿，关键在于个体自身更看重的是哪一部分！很多人一生都在追逐名利财富，到老了才发现，自己“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而很多人一生清贫，名利财富都没有垂青于他，去世时依然心满意足！

　　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随大流，赶时髦。如果盲目的追随别人，去适应别人的标准，即使我们获得了所谓的成功，剩下的也只有空虚和遗憾；而一旦失败，则脆弱得不堪一击，因为我们为类获得成功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年被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录取，发誓要去北京读名校的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放弃，回到高中复读。第二年高考，我是学校文科班唯一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的考生。但我成了班上极少数上录取线的幸运儿中最不幸的一个——我的录取通知单竟来自于一所中专学校。母亲哭着说：“家里再没钱送你复读了。”

　　毕业后，我揣着124元奔了深圳。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街头摆报摊，但深圳的台风雨一次次将我满腔的创业热情浇个透湿，“城管”则一次次用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我的报摊扫得精光。

　　我承包经营过小书店，刚刚尝到赚钱的甜头，小书店就被拆除了。

　　我与人合伙卖过服装，唯一的盈利却是，直到今天，我也无须买拖把。因为凭当年积压下来的冬装，我一件件剪成布条条做成拖把后至少十年也用不完。

　　我还给私人老板当过采购员，给印刷厂跑过业务，参加过9天的传销……都失败了。

　　唯一让我看到成功的曙光是从事图书发行，但短短两年过去，我已被“三角债”还有两名上级主管官员坚持不懈的“敲诈”折腾得烦恼日多。

　　幸运之神遗忘了我，爱神似乎也老跟我过不去。我谈过两次恋爱，过程五彩缤纷，结局都不妙。第一个女友嫌我穷，一位房产商用套豪宅跟她达成了“青春交易”；另一个女孩将我辛苦数年赚来的钞票花得只剩几个铜板后，转眼不见了踪影……

　　2001年9月，我独自站在深圳彩虹桥上。桥飞架于深圳洪湖之上，雄美如虹，可我不是去看风景。我趴在栏杆上，两眼空洞地望远方。我不想瞒你也不想瞒自己，我确实有一分半秒的念头：将自己扔下桥，像一块石头一样砸下去。我甚至猜想到第二天的报纸上，有我血肉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头版头条。不过我是个怕死鬼，我很快战战兢兢挪下了栏杆，瘫在地上喘气。

　　后来，我偶然留意到一只像米粒大小的虫子出现在我脚边。不知它的名字，也不清楚它是赶着回家还是急着去走亲戚。看它那副兴高采烈的蠢样，我很生气，拧开手中的矿泉水瓶盖，朝它头顶滴了几滴水。我敢说真的只有几滴，但对于虫子而言，那无异于滔天洪水。虫子在“洪水”里用劲划动四条腿，然而它绝非游泳健将，细小如针的腿拔拉半晌也没能逃出生天。

　　水很快渗入地面，惊魂未定的虫子赶紧仓皇奔逃。我恶作剧一样又滴下几滴水，再次将它置身于“汪洋大海”……水一次次渗入地面，我一次次朝虫子淋水，虫子左冲右突，可它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场飞来横祸。最后，精疲力竭的它浮在水面懒得再挣扎。我用嘴吹它，它伸了两下腿，它没死，也肯定不是在装死。我瞅着它，看它那副听天由命的悲哀样子——不知为何，我忽然觉得鼻子好酸，我发现这可怜的小东西太像当时无欲无求的我。我实在不忍心折腾它了，用手将它拈到一片草叶上，让骄阳普照着它。狼狈不堪的虫子在叶子上停留好久，终于被温暖的阳光唤醒，它试探着原地转了两个圈后，乐颠颠地匆忙撒开脚丫子溜走了。

　　见到虫子没有命丧黄泉，我比它更高兴。我想，若有谁不忍心看我落泊，伸手搭救我就好了！

　　可惜，没人来搭救我，我唯有抱着新的希望自己搭救自己，我开始学习写作……谢天谢地，这一回，我居然一帆风顺。

　　昨天上午，与一名熟识的杂志编辑聊天。对方问我是如何由一名打工仔努力到三年内出版四本书，并成为《读者》杂志全国百名签约作者之一。我想了一阵，忽然想起那只一再被我戏弄，最后又在我不忍心之下救起的虫子，有个答案脱口而出：因为上帝不忍心。

　　真的，若你无数次跌倒，摔得头破血流，以至于接近绝望的悬崖边沿，上帝也会不忍心，他必定适时出现，扯你一把，再给你指明一条正确的成功路径

　有人生来运气好？不见得。英国科学家日前完成了一项对14000名儿童长达12年的大型跟踪调查，结论是:人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项调查由布莱斯特大学儿童健康研究中心于1990年开展实施，目的是检验运气是否可由自己创造。众所周知，世界上幸运的人总是能够实现梦想，有人一辈子窝窝囊囊，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英国科学家对上万名孕妇跟踪研究12年，试图找出上述区别是否有先天原因。

　　科学家们在这段时期不断探访孩子们，对他们灌输一系列尊重自我、人生目的和运气等相关问题。之后，这项课题的核心成员斯蒂夫教授提出，运气来自于被抚养的过程，也就是说人性的形成取决于人生经历。

　　斯蒂夫教授认为，面临棘手难题时会出现两种人：内向型与外向型。前者会分析情况再采取行动，并积累每次的经验。后者比较被动，认为自己无法一切尽在掌握，只好坐等事件自然发展，于是怨天尤人。外向型人比内向型更容易陷入犯罪行为。而最影响他们性格形成的是密切接触的家族成员、教师与玩伴。他还称，家境富裕的孩子往往容易长成外向型人；而逆境成长的人由于从小被灌输了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理论，较易成长为内向型人。

　　如今，心理学家越来越确信人生角色的扮演者与操纵者都是自己。幸运的人多数是乐观主义者。现在已经出现相应的组织，设计的课程是帮助人们学会使自己更幸运。

在纽约有一座很有名的帝国大厦，相信很多读者都曾经听说过，或是在电影上看到过。这座帝国大厦营建的时间相当的久，而且有一半的时间是用在建造地下层的部分。

　　同样的，在台北的新光摩天大楼，相信有读者也曾经到它的顶层参观、俯看整个大台北。但是在它落成之前，当时经常路过台北火车站的朋友，一定觉得相当奇怪：为什么这栋大楼要花3年左右的时间在打地基的工程上？等到看到如此高的大厦盖起，成为台北的新地标时，当初的疑惑便都清楚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愈高的大楼，需要愈稳固的基础。

　　成功没有捷径，它需要脚踏实地。近年来几乎年年居畅销排行榜前几名的作家林清玄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我是个农夫的儿子，家里世代务农，在农家就有一个体会：每年只能收成一次，但天天都得下田工作。而作家的精神也是如此，这也是我给自己的规范。”20年来，他不断地写作，从未间断。我想不只是作家，从事每一种行业，都应该学习农夫的精神，每日耕耘，时候到了，总会看到收成。

　　我曾经到过关国的首都华盛顿，华盛顿有个重要的地标，就是华盛顿纪念碑，许多观光客都会到这边来游玩。

　　当时我看到很多人排队在等电梯，但同时也看到有一些人走楼梯上去。这时候，领队就问我们说：“你们要搭电梯还是走楼梯上去？”他也告诉我们，走楼梯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反而比较快。“那么我们爬楼梯吧!”于是我们全体非常积极地爬楼梯上去。等我们参观完、爬完楼梯下来时，看到很多人还继续在队伍里苦苦等待，因为等电梯的人大多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去。

　　放弃人生的电梯吧！成功是没有捷径的。

一个农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亩薄田。在他１９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祖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田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地挖成池塘，想养鱼。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只好又把池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但又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５００元钱，养起了鸡。但是，一场洪水后，鸡得了瘟疫，几天之内全部死光。５００元钱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对一个只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不啻天文数字。他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愁而死。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眼……可都没有赚到钱。３５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上媳妇。即使是离异的有孩子的女人也看不上他。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可能在一场大雨后倒塌。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人看得起的。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冲入一条河里。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那拖拉机被人捞起来，已经支离破碎了。他只得拆开它，当做废铁卖。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后来他却成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一家公司的老总，手中有两亿元的资产。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了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许多媒体采访过他，许多报告文学描写过他。但我只记得这样一个情节——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

　　他坐在宽大豪华的老板台后面，喝完了手中的一杯水。然后，他把玻璃杯子握在手里，反问记者：“如果我松手，这只杯子会怎样?”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那我们试试看。”他说。他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但并没有破碎，而是完好无损。他说：“即使有１０个人在场，他们都会认为这只杯子必碎无疑。但是，这只杯子不是普通的玻璃杯，而是用玻璃钢制作的。”

　　于是，我记住了这段经典绝妙的对话。这样的人，即使只有一口气，他也会努力去拉住成功的手，除非上苍剥夺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