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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文化生存法

预约的专访时间刚过，克雷格·希尔夫斯特恩（Craig Silverstein）穿着拖鞋、短裤和T恤就进来了，满面红光。这让记者真实感受到了《Google十大价值观》之一的“无需西装革履，也可认真执著”（You can be serious without a suit.）。坐在面前的克雷格，正是Google文化的主要构建者之一。 　　克雷格名片上的职务是“技术总监”，但实际上目前主要负责Google中国的文化建设。克雷格说，10年来，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Google的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一直都在，这一点Google必须坚持。
　　从4年到10年
　　克雷格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Google的第一位员工。他的员工编号是3，前两位分别是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齐和谢尔盖·布林。
　　克雷格和拉里以及谢尔盖在Google公司成立以前就已经相识，他们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友。Google是拉里和谢尔盖当时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本身研究搜索方向的克雷格听说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团队。1998年9月7日，Google在[wiki]硅谷[/wiki]的一个车库中正式诞生，克雷格成为了Google的第一位员工。从此后，他就被外界称为“Google第一员工”。
　　回忆起创业的日子，克雷格讲起来了滔滔不绝。“很多当时感到很沮丧的事情，现在再看，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克雷格说。
　　克雷格说，他刚加入Google的时候没想过会一直陪伴Google走到现在。他当时的想法是：“先干4年，然后再做决定”。因为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时期，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4年时间足以让很多人失去对所作的事情的兴趣。然而，如今10年过去了，他还在Google工作，日子依然开心。他说，这是因为Google的公司文化仍然还在，让他对在Google做所做的事情依然感到兴奋。
　　文化成就Google
　　克雷格说，Google文化最精妙的部分，一是每个人都被给予足够的空间来做创新；二是坚信在Google所做的事情可以改变世界。这是Google文化的基石，也是能够不断产生新思想的基础。
　　“有些人喜欢被告知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想法，Google同样是个非常适合的地方。有20%的工作时间可以让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克雷格说，他从一开始就努力为Google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我们要让Google变成一个可以边玩边工作的地方。”
　　还在拥挤的车库中创业的时候，克雷格在车库中放了一个乒乓球台作为公司的会议桌。当时公司已经有6个人。他们会见客户、开会、吃饭都是在这个乒乓球台上。工作累了的时候，还可以打乒乓球。
　　每个到过Google公司的人，都会对他们各式各样的免费食品、健身房、瑜伽室羡慕不已。这些基本都是克雷格的主意。克雷格说：“这种环境是我们在读研究生时期就喜欢的，我们不想失去。当我们创建Google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人们愿意花时间在此逗留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我们想要吸引的也是这样的人。”
　　Google特色鲜明的公司文化让其在招聘时非常谨慎。Google不希望员工每天在电脑前面坐12个小时，也不想应聘的人都是冲着免费午餐而来。Google需要的是有想改变世界的想法的人，并且愿意想尽一切办法让其成为现实。
　　“你在Google所做的事情可以改变世界，为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并且这种改变可以被迅速地体验到。”克雷格说，要相信这一点，在Google的工作才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动力。
　　尽管在创业过程中，克雷格和拉里以及谢尔盖经常就某些具体的问题产生争论，但是对于“Google可以改变世界”的看法从未有过分歧。克雷格将之称为他们共同的DNA。
　　拉里一开始就断言Google会成为一家百亿美元级别的大公司，很早就为Google的发展谋定了方向。“拉里有着超人的天赋”，克雷格说，他从未想过Google会有今天的规模，他曾经预测Google在达到80位员工的时候就会停止扩张，80位员工已经足够了。
　　但是他从技术用户体验的角度判断，Google采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理念，做的是对用户非常有用的事情，因此将改变每个网络用户的生活。
　　克雷格说，Google成长的驱动力来自相信搜索具有极大的潜力，并且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方便。“现在回头看10年前，我会问自己：当时的搜索那么简陋，日子是怎么过的啊？10年后我们还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搜索领域，一定还有很多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的发展潜力。”
　　来自文化的威胁
　　在外界看来，“相信Google可以改变世界”在某些时候也成为了阻°Google创新的障°。Google在美国诞生后就迅速成为搜索市场的主导者，没人可以对其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它的多数新产品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Google在大多数市场从未作为追赶者出现过，也从未紧盯着竞争对手来改变自己。就像克雷格所描述的，Google的目光一直盯着前方，竞争对手的做法从未成为驱动Google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Google在中国和其他几个市场中遭遇了强劲的竞争对手，甚至处在了追赶者的位置（至少在市场份额上是这样）。Google也在被迫作出改变。当克雷格走进Google中国办公室的时候，中国同事递给他几页纸，那是一个长长的列表，记述了Google中国公司成立以来所做的创新。
　　和绝大多数硅谷的新生公司不同，Google在创业时期从未为钱发过愁。它很容易地获得了天使投资，也很容易地获得了[wiki]风险投资[/wiki]。因此，它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保持自己前行的方向不受干扰。但是，Google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却在不断受到来自内生变化的冲击。
　　在Google仅有300人的时候，是克雷格在Google最快乐日子，他说，那个时候，他和每个人都认识，互相之间相处很融洽，而且Google已经能做很多事。“现在我去吃饭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不认识，这让我有些沮丧。”克雷格说。
　　实际上，在一些研究Google的分析人士看来，随着Google进入越来越多的国家，规模日渐庞大的它，将要失去创新力，失去快乐工作的感觉，失去扁平化的结构特征。这是大企业的通病，公司的某些分支可能永远也不会和另外一个分支有联系，因此他们的文化就开始分化。
　　不过，面对记者的疑问，克雷格说，公司向前发展，公司文化也会有变化，关键是，发生变化的只是文化的某些部分，基础仍然是牢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Google文化的核心部分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思想中了，从公司诞生的第一天就在那里。”
　　据克雷格的介绍，Google在招聘时也非常注重员工的文化认同感，以此来防范公司文化的分化。Google鼓励员工有新的想法，但这不是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而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做太出格的事情。
　　《东方人物周刊》：在Google诞生之前，已经有了名气很大的Alta Vista邀请你加盟，你为什么没加入他们？
　　克雷格：我还没加入Google之前就在使用它，我发现它比其他的搜索引擎要强，比如Alta Vista、Lycos、Infoseek等。我没有从它们身上看到Google那样的潜力。
　　《东方人物周刊》：是Google的理念吸引了你么？
　　克雷格：Google一直相信搜索可以改变世界。能加入Google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找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可以让世界变得有所不同。
　　《东方人物周刊》：在车库中创业是不是很辛苦？
　　克雷格：关键你度过了难关，那些就成了美好的回忆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工作非常卖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是常有的事。
　　《东方人物周刊》：你还记得签下第一单的情景么？
　　克雷格：我们的第一单大生意是和网景公司达成的。这次的合作并不是很顺利，我们给世界的第一印象也不是太好。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因此一整天都在想办法改善这一状况。晚上我们决定暂时关闭Google，第二天再开。当晚我们出去买了更多的电脑，然后整个晚上都在忙着往新机器上复制文件。但是第二天我们仍然很紧张，不知道是否够用，一直在盯着主要数据表。
　　《东方人物周刊》：你们有没有为钱发过愁？
　　克雷格：实际上，钱从来没有成为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天使投资来自Andy Bechtolsheim，这笔钱供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有了风险投资，当时获得风险投资还很容易，因为处在泡沫时期。如果我们晚几年再创业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艰难得多。
　　《东方人物周刊》：当初是怎么花那些钱的？
　　克雷格：我们一开始就非常节俭。我们没有花多少钱在购买设备上，使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电脑。我们也没有花一分钱用在市场营销上，完全靠的是口碑相传。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挣钱，但是当时Google的[wiki]流量[/wiki]非常大，我们坚信我们能找到把流量变成钱的办法。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挣钱。
　　《东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拉里和谢尔盖？
　　克雷格：谢尔盖在斯坦福大学时就以聪明著称。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的计算机博士学位，是以10部分开写作答辩并是一次通过的，这在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是第二次。至于拉里，我更愿意称呼他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企业家。他的市场和产品嗅觉非常好，很早就为Google找了发展的方向，所以才有今天的Google。
　　《东方人物周刊》：你和拉里之间有过大的争执吗？
　　克雷格：有过。在创业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争论，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些不同。现在我们就不会像以前那么争论了，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一致。
　　《东方人物周刊》：Google对你意味着什么？
　　克雷格：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没有加入Google，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有兴趣做事。我觉得Google对我的改变就像一桩幸福的婚姻所能改变的一样。